美澳双边安全关系的新发展、战略限度与中长期态势

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和澳大利亚双边安全关系出现了新进展:两国安全合作的战略地位提升,技术层面的合作不断加深,安全政策的协调更加密切,澳大利亚在地区安全秩序上进一步偏向美国。但这种新发展也有一定的战略限度,即避免过度激怒中国。由于密切的中澳经济关系、中澳两国间不存在直接的领土冲突以及相对中立更有利于澳大利亚的地区影响力,澳美安全合作短期内存在这样的战略限度。此外,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以及澳大利亚和其他亚太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也是影响澳美安全合作战略限度的因素。两国中长期的安全关系总的来说会朝着更加密切、重要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但这一态势最终取决于地区力量结构以及中美澳三边关系的变化,原因在于,美澳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没有太大的现实障碍,并有相当的动力继续加强安全上的合作。同时,随着澳大利亚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的经贸依赖关系的加深,对中国经济依赖度的降低可能成为一个影响澳大利亚外交政策选择的长期重要因素。     

从碳循环与政策周期的视角 看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我国已认识到气候变化对其经济发展、生态稳定、社会生活等带来的实际危害以及 潜在威胁。同时, 作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气候问题, 我国的气候变化状况及政策应对也关系到我 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对此, 我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的政 策措施。但是一段时间内, 这些政策并未得到很好地落实, 气候治理的效果并不理想。从碳循环与 政策周期关系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发现, 碳循环与政策周期的差异已经成为我国相关环保政 策没有得到落实的深层原因。因此, 无论在将来的政策制定还是推行过程中, 都应当将碳循环与政 策周期的不一致这个隐形障碍作为其内生变量, 予以足够重视, 从而为我国气候治理进一步扫清道 路, 以取得显著效果     

中美安全战略博弈中的历史与战略稳定性

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复杂且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两国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结构性对抗又有利益捆绑,同时易受第三方因素影响。理解两国互动所蕴涵的这种复杂性并把握其动态特征,对于应对未来中美关系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至关重要。21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中美实力变化动摇了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础,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摇摆,双边关系在传统竞争领域之外还面临着新领域、新问题的竞争与摩擦,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但这些挑战中也蕴涵了有利于未来发展的巨大机遇。中美两国的主体性特征、时代条件和历史条件是双方走出"守成国家与新兴大国必有一战"历史逻辑的基础。未来中国对美国外交将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保持一贯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中国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将是把握机遇,以自我发展为核心,沉着应对周边局势,积极扩大外交布局并承担国际责任。在创造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的基础上,加强中美合作,管控危机,促进中美共同利益,通过建立功能性伙伴关系走上共同演进之路。     

论公家秩序:家国关系的历史政治学阐释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为国家治理传统中心轴的家国关系自现代转型以来经历了困境:在实践中被捍卫、被维系,在学理上却被抨击、被解构。走出西方现代性的单向思维控制,反思家父长制、家产官僚制、家天下等话语,是重构国家治理体系理论的必要条件。依据钱穆著述,公家秩序论尝试提出植根于中国经验和智慧的解释框架。政治与社会一体、政治法统尊重社会是家国关系的精髓。人伦主义主张个体通过耦伍共成树立自我,把家作为公家秩序的起点和原型,国和天下又在家的推衍层积中形成,这个元宪制涵括了不同于个人主义的群己公私观。只有建立在人类性情关系上的大群秩序才能扩展并长生,天下为公和天下一家分别从公与家的两端构筑了秩序的至善规范。超越政体论制度主义的观察视角,公家秩序的历史生成机制表现出共同体基于家而展开模拟融扩与修正矫治的内生二重性,生发原理与组织原理显现为主从关系。公家秩序的权力组织受到家团体原型、人伦主义和礼治的涵容,铸就了政治与教化、社会、经济一体化的礼法特质,这也是家国韧性的宪制缘由。